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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實秋與魯迅的一面之緣

肖伊緋

約半個世紀之前,梁實秋在臺灣撰發《關于魯迅》一文,文中自稱,魯迅逝世后,“……我很少談論到他,只有一次破例,抗戰時在中央周刊寫過一篇"魯迅和我"。也許現在的青年有些還沒有見過那篇文字,我如今被催逼不過,再破例一次,重復一遍我在那文里說過的話。”

據查,“魯迅和我”一文,應為《魯迅與我》,寫于抗戰期間的1942年。僅就筆者所見,此文存世至少有三個版本。此文首發于《中央周刊》,又被輯入當年在陪都重慶出版的《關于魯迅》一書(勝利出版社,1942年10月);抗戰勝利后,又被上海《立報》的“言林”副刊轉載(1946年7月21、22日)。

有意思的是,《魯迅與我》開篇提到的卻是周作人,且梁實秋與魯迅的一面之緣,乃是因為登門訪晤“周二”卻被周宅閽者(守門仆人)誤請了“周大”,實在是“誤打誤撞”的一次會面,也是二人“陰差陽錯”的唯一一次會面。文中這樣寫道:

在二十一二年前,為了邀請現在做漢奸的周作人到清華演講(那次講的是“日本的小詩”),我到八道灣去過一次。我和看門的說要見周先生,立刻被引到兩明一暗的座南的書房。屋里有先我而至的一位青年。問訊之后知道是北大學生喜做小詩的何植三君。等不大功夫,一位高顴骨黑黑的矮矮的人捏著一根紙煙走了進來,向我點頭讓座,我道明來意之后,他愕然地問:“你是要會我的老弟罷?”我才知道錯認了人。從他的老弟口里,我才得知道這人即是魯迅先生。我和魯迅先生之會面,只此一次。

根據梁實秋在文中提到的“在二十一二年前”,聯系到撰發此文時為1942年,可推知梁初晤魯迅的時間大致在1920至1921年間。梁文中又說當時去周宅,本意是“為了邀請現在做漢奸的周作人到清華演講(那次講的是"日本的小詩")”云云,則又可以根據《周作人年譜》來推測,此行的時間應為1923年3月3日之前數日,即1923年3月初或2月底。

不難發現,梁文憶述略有誤差,所以在此文首發約四年之后,再次發表于上海《立報》時,“在二十一二年前”的首句,改為了“在二十幾年前”;原文附注的周作人演講題横眉——“那次講的是"日本的小詩",也一并刪除了。

這陰差陽錯的一面之緣,乃是梁實秋與魯迅此生唯一的一次會面。遙想那時年二十歲的“文學青年”,偶遇四十二歲的“文壇領袖”,真真是別有一番深刻且生動的印象。然而,四年之后,從1927年至1936年,梁、魯二人因外國文學的翻譯問題,卻展開了一場幾無間斷的論戰,竟持續了八九年之久。

魯迅逝世之后,作為“論敵”的梁實秋,自然未便做任何形式的“表態”。直到魯迅逝世六年之后,方才撰發《魯迅與我》,也純粹是應一些友人與讀者之請,簡要說明這場“論爭”的來龍去脈,以及各自的基本立場所在罷了。文中并無什么意氣之爭的“惡語”,誠如其文末所申言的那樣:

……魯迅先生的作品之優秀處,我和任何人都一樣的欣賞欽服,分歧意處,不克不及因任何情形而變成同意,有些新識的朋友经常問起我和魯迅論爭的經過,因略為記述如上。

二十余年之后,已身在臺灣的梁實秋,仍然被很多友人問及當年與魯迅論爭的事跡,于是又撰發了一篇《關于魯迅》。內容與二十余年前撰發的《魯迅與我》大致相同,梁開篇即已聲明,此文不過是“重復一遍我在那文里說過的話”罷了。梁、魯二人的一面之緣,1923年2、3月間的那一次會面,也正因此“破例”,再次定格于海峽兩岸的讀者面前了。

至于后來周作人逝世之后,梁實秋又寫成《憶周作人先生》一文,文中又不成避免地提到了初至周宅、偶遇魯迅的經歷,已是第三次言及他與魯迅的一面之緣了。由此亦可見,這一次雖屬“誤打誤撞”的會面,于梁實秋而言,卻實在是頗為難忘的一次人生經歷罷。

供圖/肖伊緋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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