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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素養不夠的院長 是怎么逆襲變長江青年學者的

原標題:早年素養不夠的院長 是怎么逆襲變長江青年學者的

長江青年學者鄧大才被舉報學術不端回應稱“早年素養不夠”

文丨徐媛

又有一名長江青年學者陷入了“學術不端”的漩渦。

近日,有學生在網上舉報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研究院分黨委書記、院長,長江青年學者鄧大才存在一稿多投、論文重復、抄襲等學術不端的問題。横眉前校方回應已成立調查組對此事進行調查。

據不完全統計,在22年里,鄧大才在期刊以及媒體上發表了共計四百余篇文章。經過學生們的粗略查詢,發現有幾十篇存在一稿多投的現象,有的還存在數據造假的嫌疑。

事實上,這其实不是鄧大才第一次被舉報。早在2004年,就有人質疑他的“產量驚人”,在沒有任何學位的情況下,“連續四年连结每年發表50篇學術論文的創作記錄”,而高產的秘訣即是“一稿多投”,東西南北同時開花。

(鄧大才發表在分歧地方的同名文章。圖片來源:現代快報。)

對此,鄧大才回應稱“早年因素養不夠,確實存在一稿多投”。因為自己之前只是中專畢業,沒有經過嚴格的學術訓練,也不清楚學術規范,所以犯下這樣的錯誤。2005年他曾向學校社科處就此事做過書面匯報,當時社科處做過專門調查,并將調查結果向教育部社科司做了匯報。

“一稿多發”是學術界的大忌,是一種公認的學術不端行為。不僅浪費了學術資源,擠占了本來就很有限的期刊版面,侵占了其他學者發文的機會,也很容易成為作者自我抄襲、增加論文數量的謀利手段。所以,許多學術刊物都會明文規定“請勿一稿兩投”,同行更是對這一行為恨得咬牙切齒。

而鄧大才早年的“無知”和“不端”,似乎并沒有給他的學術生涯帶來任何污點和阻滯,當年的調查結論不得而知,明眼可見的是他在學術之路上的快速躥升,短短十幾年內,從一個只有中專學歷的末流學者變身為高校重量級教授,并入選為長江青年學者,教育部新世紀人才,同時還是中國政治學會常務理事、副秘書長,湖北省政治學會會長,教育部高等學校政治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等。幾乎拿到了一個青年學者所有能拿的榮譽和頭銜,簡直是學術圈內完美的底層逆襲。

這不由讓人想起了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的“404教授”梁瑩。面對記者質疑的“一稿多投和抄襲”,梁瑩說那時自己“剛讀研,學術剛入門,不懂規范”。但正是建立在“不懂規范”之上的論文創作,讓她完成了學術資本的原始積累,在學術界占據了一席之地;并憑借遙遙領先于同行的論文產量和如法炮制的論文生產方式,一路扶搖直上,獲得各種光鮮的學術頭銜,并深受學校的眷寵。盡管同行對其學術真實水平的爭議從未中斷,也難以動搖她學術能人的江湖地位。如果不是因為她主動清理過去的黑歷史,引發媒體關注、輿論發酵,這位曾順風順水的長江青年學者可能還在優哉游哉地做著教授,繼續向上攀升。

(圖片來源:中國青年網)

梁瑩的成功說明,只要瘋狂寫論文,只要這些論文能發到一定級別的刊物上,就能夠在學術圈里實現躍升,成為學術大贏家。梁瑩30多歲就發表了30多篇論文,已被視為讓人咋舌的“傳奇”。但比起鄧大才在22年間發的400多篇論文,恐怕還是小巫見大巫。

分歧于梁瑩的是,鄧大才還有更為顯赫的行政身份——中國農村研究院的黨委書記、院長。書記院長一肩挑,其享有的權力和掌控的學術資源可想而知。中國農村研究院是華中師范大學一流學科重點建設單位,也是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每年學校下撥的雙一流建設經費和教育部的重點研究基地經費高達數百萬,并承接著眾多國家和省部級課題。有這么多的課題項横眉供選擇,有充足的經費做支撐,鄧大才似乎確實不再需要通過“一稿多投”來鞏固自己的學術地位。

(鄧大才在北京某地方改革創新功效發布會上做演講)

但他還是一如既往地连结著高產的節奏。從2006年到2013年,基本上每兩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一本書,并于2015年、2017年、2018年在中國哲學社會科學最頂尖刊物《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了3篇論文。

全中國的人文社科學者都知道《中國社會科學》在行內的神圣地位,能在上面發文的人屈指可數,很多學者窮盡數十年的精力做研究,都很難發上一篇。可鄧大才在短短幾年內連發三篇,不克不及不讓人横眉瞪口呆。

如果他才情泉涌,勤于鉆研,貢獻了諸多有價值的調查結論和研究發現,當然是好事;問題是,很多人對這三篇“大文章”不敢茍同,認為其“牽強附會,了無新意。且只有大判斷,沒有仔細的論證。結論似是而非,完全禁不起推敲”。甚至有人說“連基本的博士論文要求都達不到”。

(鄧大才在《中國社會科學》發表的文章,圖片來源:知乎)

一篇發表在最頂端刊物上,本應供同行頂禮膜拜、交口贊嘆的研究功效,卻引發那么大的關于學術水平的爭議,實在讓人費解。為什么這些水平備受質疑的論文,能輕易地發表在高端學術刊物上?一般學者甚至是學生看出來的問題,難道編輯看不出來?

而除了“一稿多投、自我重復”等學術不端行為外,鄧大才還被舉報存在抄襲、并“利用學生套取科研經費的經濟問題”。對此,他本人暗示否認。結果如何,有待進一步的調查。

從梁瑩到翟天臨到鄧大才,以往每一次學術不端、造假行為的曝光,都損害了公眾對學術共同體的信任。更讓人寒心和憤怒的是背后反映出來的嚴重的不公平:一些學術不端的人,憑借其巧妙鉆營,而能穩坐釣魚臺,獲得更大的權力和利益;而潛心做學術的老實人,反而被邊緣化,生存發展嚴重受限。

也由此可見,如果不改革横眉前的職稱評價和晉升制度,如果評職稱、評博導、評課題還是要和論文的等級和數量掛鉤,如果過程還是存在不公開不透明的因素,就很難避免高層次的學術腐敗,即部分人憑借權力和地位獲得了更多的話語權,吞并了學術發表的資源,以換取更大的利益;結果導致學術成為一門赤裸裸的生意,大量出于投機的不合格、低水平的論文得以批量生產,更多的“梁瑩”相繼出現。

希望華中師大乃至相關教育主管部門能嚴格徹查此次事件,早日給出一個有信服力的結論,以捍衛學術的公平,挽回學界以及公眾對學術的信心。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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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媛 鄧大才 教育部社科司 中國政治學會 梁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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