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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村不該是假貨集散地

原標題: 農村不該是假貨集散地

2003年的安徽阜陽農村,曾經發生過這樣一件怪事。

原本健康出生的100多名嬰兒,在喂養期間卻相繼變成了四肢短小、身體瘦弱的“大頭娃娃”,很多孩子出現了低燒、浮腫等癥狀,有的甚至還沒學會說話就離開了人世。

后來一查,問題竟然出在孩子食用的奶粉上——是犯警商家將劣質奶粉賣給了村里的居民,使得新生兒們因影響攝入不足而致病或是致命。

盡管涉案人員已經得到了應有的懲罰,但“假奶粉”事件仍讓國人心有余悸,更何況這只是冰山一角。

事實上,多年的努力讓我國城鎮的假貨問題得以改善,但農村卻依然沒有擺脫假貨泛濫的困擾,這也在相當水平上制約著農村市場的健康發展。

現象背后的種種,值得我們停下來,仔細地想一想。

農村成了“假貨集散地”

在分析之前,有需要明確一下,究竟什么樣的商品才算“假貨”。

學界普遍認為,所謂的假貨應包含兩個范疇,即假冒別人商標生產的商品與劣質的商品;換言之,只要二者符合其一,就屬于假貨。前者一般指名牌仿制品,而開篇所說的“假奶粉”則屬于后者。

誠然,得益于國民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農村社會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居民們收入持續攀升的同時,很多從只能在城里買到的商品也漸漸變得唾手可得,似乎城鄉間的消費溝壑在逐步被填平。然而,實際情況大概不似想象中那般樂觀。

今年春節,我回到東北農村老家過年,在副食店買年貨時驚奇地發現,擺在臺面上的商品中居然摻雜著很多冒牌貨,好比“特倫舒”牛奶,“營養塊線”,“漂柔”洗發水,“汰潔”洗衣粉等等。如果不仔細觀察,這些傍名牌商品的外包裝并無太大差別,幾乎做到了以假亂真;一問售價,它們要比正規商品廉价很多,這也引來了很多愿意為之買單的村民。

相信這種情況在全國范圍內絕不是個例,雖然缺乏足夠的實地調研作為支撐,但我仍然能從其他地方找到可信的證據。

去年7月,成立僅三年的拼多多在美國上市,豈料隨之而來的卻是鋪天蓋地的質疑聲,矛頭直指平臺上銷售的各種假貨,諸如“藍月殼”、“雷碧”、“vivi”手機等山寨商品更是淪為普羅大眾的笑柄。

可是換個角度,結合拼多多的打法、用戶屬性以及剛剛發布的2018年Q4財報來加以分析,我們不難發現,縱然主打低價爆款、走“農村包圍城市”路線的拼多多上假貨云集,也擋不住其營業收入與GMV的持續增長之勢,足以坐實“假貨也是有市場的”這一結論——而假貨受眾中的相當一部分,正是來自農村。

不僅如此,劣質商品同樣充斥著農村市場。且不說“毒泡菜”、“民工糧”一類的新聞屢現報端,就連中國消費者協會于春節前發布的《農村集貿市場調查體驗報告》都顯示,在實地調研的155個農村集貿市場樣本中,有87個市場的產品涉嫌違規,比例高達56。13%;而消費者反映的虛假宣傳、過期產品、“三無”產品等占比均超過三成。

這些無不暗示著:概况上日益豐富的物質生活背后,掩蓋的卻是農村假貨盛行的事實。

假貨泛濫的四點原因

世上沒有哪件事是偶然發生的,農村市場之所以會成為假貨滋生蔓延的土壤,必定有其原因。總結起來,至少有以下四方面:

第一,對廉價商品的青睞,給假貨的涌入提供了可乘之機。

長期以來,農村居民的收入都是遠低于城鎮居民。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1980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為477.6元與191.3元;到了2018年,城鄉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各自上漲至39251元與14617元。二者無論是絕對差距(差值)還是相對差距(比值)都有增大態勢(參見下圖)。

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較低的收入水平決定了農村居民有限的購買力,于是,價格便順理成章地成為了影響他們消費決策的最主要因素,其次才是商品的質量與品牌。

《中國防偽報道》雜志上曾經刊登過一則事例:某村民在買東西時幾乎從來不看商品的商標、廠名與廠址,在他看來,只要廉价、能吃能用就夠了。這也是很多農村居民消費理念的縮影,同時也為低價劣質商品提供了生存的溫床。

第二,農村小商品經營主體欠規范。

經濟發展的相對滯后以及基礎設施的不夠完善,使得農村市場很難俘獲零售巨頭們的芳心,許多大型商超無意進駐,從而難以形成規模化的零售網絡。至于那些從事零售與流通服務業的人,大都是規模較小的個體經營者。他們普遍缺乏專業知識與法律意識,經營時通常只會關注自己的蠅頭小利,即進的貨是否會有人買,能不克不及賺到錢,對于進貨渠道的把關與商品質量問題卻考慮得不多。這便間接助長了假貨的盛行。

第三,農村居民維權意識不強。

由于種種原因,許多農村居民文化水平不高,法律意識淡薄。再加上農村市場較為明顯的熟人經濟特征,顧客與賣主經常是抬頭不見低頭見,故而得知自己買了假貨,他們很可能也是自認倒霉,卻極少去依法維護自身的消費權益。當然,這與農村居民過高的維權本钱也不無關系。

第四,監管部門的力不從心。

農村市場大多過于分散、流通性較強且銷售網點較多,而有關的執法部門力量相對亏弱,許多基層工商部門只能應對鄉鎮街道上那些較大規模的商場與農貿集市的管理,卻無暇過問設置各個村莊的小門店。與此同時,即使發現了假冒偽劣商品,監管人員也经常會因進貨渠道的復雜混亂以及證據的缺失而頭疼不已,力不從心。這也是農村市場充斥假貨的原因之一。

解決假貨問題刻不容緩

有人認為,農村市場的假貨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存在即合理”的體現,因為它迎合了農村居民的中低端消費需求。但是在我看來,所謂的中低端消費,本質上是對高性價比商品的渴求而非對假貨的祈盼,二者本就不是等同的概念。

更何況,國人對于真善美的追求從來都未曾停歇,農村居民也是一樣。

倘若從長遠的角度看,假貨給農村市場帶來的危害要遠遠大過其“合理”的一面,具體至少包含以下五點:

其一,使得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與家庭財富受損;

其二,進一步強化農村居民的弱勢群體地位;

其三,擾亂農村市場秩序,造成資源錯配與經濟效率降低;

其四,誠信、創新以及對法律底線的遵守將會受到危及;

其五,掣肘農村經濟社會的長遠發展。

所以,無論是基于“以人為本”的理念,還是從農村經濟社會長遠發展著眼,農村消費市場上假貨盛行的問題都應該得到妥善的治理與解決。而這也是提升商品與服務供給質量、促進農村居民消費升級與改善其生活質量的關鍵一環。

畢竟這是一大片豐饒的土地,也是一大群勤勞的人民,不克不及辜負了這五億多民眾的辛勞和汗水,也不克不及奪走他們享受真實與美好生活的權利。

*作者付一夫,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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