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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修長城嗎:清前期的北疆局勢與長城建設

原標題:清朝修長城嗎:清前期的北疆局勢與長城建設

清朝統一藩部:以德為先、恩威并施

相比明朝,清朝疆域拓展甚廣,北方草原地帶、西域、吐蕃故地以及臺灣等地皆隸于清朝版圖。清朝邊疆的拓展,奠定了如今中國疆域的基礎。到乾隆朝時,清朝實現了大一統,明代時“九邊邊鎮時時邊警”的局面已一去不復返。也因此,大家在討論清朝邊疆政策時,多認為清朝是不修長城的,因為長城是農耕政權對游牧政權的防御建筑。但是,我們其實可以從諸多史料中找到清朝維修長城的依據。清朝不大修長城,一個原因即是明朝已大修了長城,而長城并不是立刻崩塌,清朝也確實不消大規模修長城。但是,清朝對長城的維修是有的,甚至在某些時段還新修了長城。

中國古代對長城有分歧的稱謂,例如邊墻、塞垣等等,明代主要稱長城為邊墻。長城的稱謂很早就有了,而明朝君臣很忌諱說自己修長城,原因即是秦始皇大興土木、民怨沸騰,這也是秦朝滅亡的原因之一。至于孟姜少女哭長城這一故事,明清時在民間流傳甚廣。

到清代,清朝皇帝更加忌諱說自己修長城,一方面,清朝皇帝會強調明朝修長城,那是耗費民力的無用之舉,是明朝君臣“視野短促”的體現;另一方面,清朝皇帝會宣揚自己不修長城、以藩部為屏藩,治邊之功不僅超出明朝,就算同漢唐相比也不遜色。例如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巡幸塞外時提到:“昔秦興土石之工修筑長城,我朝施恩于喀爾喀,使之防備朔方,較長城更為堅固也。”康熙帝這段話顯然是沒問題的,漠北蒙古歸附清朝,也正是體現了康熙帝的“德”,但“德”不是對所有藩部都起作用。

有學者認為,“清朝對邊疆地區控制的水平如何,歸根結底取決于國家的政治與經濟力量。”離開強大的國力和軍力,僅僅靠德來實現統一是有困難的。以恩為主、恩威并施,才是清朝邊疆治理的主要特點,即“順者以德服,逆者以兵臨”。一方面對于主動歸附的邊外部落,通過封賞、聯姻、年班等方式,確立其對清朝的臣屬關系。如順治帝所言:“我國家世世為天子,爾等亦世世為王,享富貴于無窮,垂芳名于不朽,豈不休乎。”另一方面,清朝通過組織八旗、蒙古、綠營聯軍,對同清朝為敵的邊外部落予以堅決打擊,維護清廷的絕對威信。如乾隆帝所言:“夫天朝之于外番,恭順則撫恤之,鴟張則討滅之。”

長城繪畫

青海蒙古威脅和甘肅邊墻建設

在清朝統一藩部之前,清朝統治者發現僅靠德是無法實現統一的,甚至無法讓藩部不再侵擾直省地區。如果清朝皇帝沒有下定決心對藩部侵擾直省的行為痛加懲創,那么只能采纳守旧的守勢策略了。

在康熙三十六年青海蒙古臣服清朝之前,青海蒙古實際上對清朝甘肅地區其实不友好。在順治朝,清朝西北第一大邊患,不是明代的瓦剌和清朝的漠西蒙古,而是位于青海地區的蒙古諸部。清初,甘肅地區不間斷的面臨青海蒙古的侵擾,彼時的甘肅地區甚至不如明末時甘肅地區穩定。例如順治十三年,清朝下諭厄魯特部落巴圖魯臺吉、土謝圖巴圖魯戴青等人,提到:“乃數年來,爾等頻犯內地,劫奪馬牛,拒敵官兵,率領番夷,威脅搶掠督撫按屢經奏報,即行遣官曉諭,爾終不悛。”又如三藩之亂和王輔臣之亂時,青海蒙古“邊前犯洪崖堡,今又乘我兵進剿河東,乃拆毀關隘,襲執官吏,與官兵會戰,永固城副將陳達戰歿……”可見甘肅地區成為清朝邊患的頻發地。也因此,清朝不克不及不繼續使用和維修明長城,以防御青海蒙古。康熙五年,“青海各部蠭屯祁連山,縱牧內地大草灘,聲言將入宼河州、臨洮、鞏昌、西寧、涼州諸地,提督張勇請自扁都口西水關至嘉峪關筑邊墻,以限內外。”這段長城在甘肅西南方向,而明代甘肅長城主要在東北方向。

到了雍正年間,青海地區發生了羅卜藏丹津之亂。羅卜藏丹津是固始汗的后裔,一直都想學習他的祖父固始汗,當青海蒙古和西藏的聯合首領。奈何彼時青海蒙古已歸屬清朝,且清朝也不想讓他當青海蒙古的唯一首領,所以,羅卜藏丹津便橫下心決定跟清朝翻臉,“羅卜藏丹津誘眾犯邊”,攻打清甘肅的西寧等地。但是,羅卜藏丹津并沒有足夠的威望來號召青海蒙古諸部落,最后,他被清朝打敗逃到了漠西蒙古。

清朝此戰雖然獲勝,但是對青海蒙古攻打甘肅沿邊的舉動十分明白,即如果不修建防御設施,難保下次再出現戰時亂,甘肅地區不會再受沖擊。于是,撫遠大將軍年羹堯“請于西寧之北川邊外上下白塔之處,自巴爾托海至扁都口一帶地方創修邊墻、筑建城堡”。此后,雍正帝批準年羹堯的建議。“創修”二字,說明彼時清朝不僅維修邊墻,也根據時局新修邊墻。修建長城(邊墻)不僅可以隔絕藩部和直省地區,在戰時還可以起到軍事防御作用。

青海蒙古固始汗壁畫

陜甘三邊長城維修

在青海蒙古威脅甘肅地區的同時,漠西蒙古也在蠢蠢欲動。乘著清朝忙于平定三藩之亂之際,準噶爾部首領噶爾丹統一了漠西蒙古內部并征服了周邊哈密等地。一時間,噶爾丹統治下的漠西蒙古,有了明代瓦剌的氣勢。此時,由于哈密距甘肅已不太遠,且被噶爾丹擊敗的漠西蒙古部眾開始動遷到甘肅沿邊地區,如現在的阿拉善地區,清朝不克不及不去接濟這些困頓的蒙古部落。一時間,甘肅地區不僅要面對青海蒙古的侵擾,還得預防阿拉善地區蒙古部落生變,以及漠西蒙古軍隊從哈密東侵。康熙帝感到了巨大的壓力。

當時,雖然噶爾丹概况上跟清朝維持著和平關系,但是康熙帝和甘肅的官員知道,不斷強大的漠西蒙古可能成為清朝的威脅。康熙十六年,甘肅提督張勇上疏提到:“臣等竊思噶爾丹乃北厄魯特之酋長,兵馬眾多,如果興兵,即內地亦宜嚴飭守汛官兵防護。”《秦邊紀略》一書中,把噶爾丹類比為西漢匈奴冒頓單于這類梟雄,提到噶爾丹逐步統一了西域諸部落,“控弦之士數十萬,錯雜塞下之夷,率皆頓首稱臣,望風從命,嗚呼可懼也已!夫遠有冒頓之禍,近有門庭之寇,茍任捍御者狃于無事,难免棘門、灞上之不戒,則西陲之憂曷有已哉。”康熙帝其实不是沒意識到漠西蒙古的強大,但是必須先全力平定三藩之亂。康熙二十年,在清軍的四面圍攻下,云南昆明最終被攻克,三藩之亂基本結束。康熙帝才開始騰出手來關注清朝的北部邊疆。

彼時,統一漠西蒙古之后的噶爾丹也開始把横眉光轉向東方。兩個強大的政治實體,各自忙完了內部的事情,開始更加關注彼此的舉動。噶爾丹不想只做漠西蒙古的首領,康熙二十七年,他乘著漠北蒙古的內亂,領兵東侵,占領漠北蒙古,造成了漠北蒙古的混亂。清朝派去同俄國談判分界事宜的使臣無法經過漠北蒙古去俄國,最后不克不及不把談判地點改在了尼布楚。噶爾丹的東侵,不僅造成漠北蒙古被噶爾丹占領,也造成清朝在同俄國談判時處于下風,于是清朝在簽訂《尼布楚條約》時不克不及不再對俄國略作讓步了。《尼布楚條約》簽訂后,不僅清朝得以騰出手對付噶爾丹,也使得俄國不敢貿然支持噶爾丹,否则談判得到的果實前功盡棄。

康熙二十九年,噶爾丹還是侵入了漠南蒙古,達到漠南蒙古的烏蘭布統,距離北京只有四五百里,對清朝來說已經是肘腋之患了。彼時,康熙帝也下定了決心,領兵親征。后來,噶爾丹的駝陣為清朝大炮所破,噶爾丹在烏蘭布統被擊敗,狼狽逃走,但此后幾年依然是清朝北部邊疆的一大隱患,對漠北蒙古和甘肅地區依然造成威脅。因此,康熙三十三年,清廷決定大規模維修陜甘地區的邊墻。當年,川陜總督佛倫奉命巡查陜西三邊邊墻,之后向康熙帝匯報了邊墻的現狀和修建計劃:“臣奉旨查閱三邊,查陜西自肅鎮嘉峪關北邊,以至寧夏賀蘭山起處,俱系土筑邊墻;自賀蘭山之勝金關起,至賀蘭山盡之平羅營,原無邊墻,以山為界……三邊墻垣,歷年久遠,坍壞已多,若不亟為修理,必致倒廢。但三邊遙遠,不克不及克期修理,勒限完工,請于明年漸次修補……從之。”彼時,清朝維修陜西三邊邊墻,正是為了預防噶爾丹的侵襲。康熙三十六年,噶爾丹病死,戰爭告一段落。

噶爾丹劇照

雍正帝不克不及不維修長城

雍正帝繼位之后,為實現其父夙愿,解決清朝的西北邊患,決定分北路和西路兩路大軍西征漠西蒙古。此時的漠西蒙古,內部十分團結,軍力也十分強盛。雍正九年四月,傅爾丹率領的清朝北路軍精銳,在和通淖爾中漠西蒙古之計,陷入漠西蒙古軍的重重包圍。此后,傅爾丹雖率領小部分清軍拼死血戰、沖出重圍,回到科布多,但損失慘重,“得還科布多者二千人”。

雍正帝在發布征討漠西蒙古的諭旨時,可謂是胸有成竹,甚至有滅此朝食的氣魄和自信。在得知清朝北路軍滿蒙鐵騎精銳慘敗而歸時,內心是十分沮喪的。因為西路軍遠在萬里之遙,且以綠營兵為主,難以依靠,而京師和北方駐防八旗精銳亦在此戰中元氣大傷,康熙時在擊敗噶爾丹時曾建功的山西右衛八旗,在和通淖爾之戰時,“右衛駐防官兵陣亡566名,廝役陣亡526名,合計千人以上,”相比此前的雄赳赳氣昂昂,此時的雍正帝有點下不了臺,甚至有點心慌。

為預防漠西蒙古南下進攻漠西蒙古和中原地區,雍正九年十月,雍正帝命加強古北口、宣化、大同等地的防御,并提到:“至于邊墻,年久倒塌而地當緊要者,亦應酌量修筑,以肅邊境。著御史舒喜,天津總兵官補熙前往,會同古北口提督路振揚親往踏勘。”聯系彼時的時局可知,雍正帝命修邊墻,顯然是為了應對漠西蒙古的威脅。《清史稿》也評價:“雍正九年,令直隸疆臣修治邊墻,其古北、宣化、大同三處,咸募兵增防。自獨石口以西,至殺虎口一帶要隘,亦酌增弁兵。”“增防”一詞體現了彼時清廷對準噶爾在戰略上處于守勢,修邊墻的横眉的也是為了防御。甚至,清朝還在長城沿線設立墩兵來瞭望和防御漠西蒙古。例如乾隆十二年,山西巡撫上奏提到:“晉省墩兵從前因邊方緊要,每墩設兵一二名,今各墩在腹里,自應因地制宜,酌量徹留,除樓子營所管石城等墩臺一十六座,俱設在邊墻或與邊垣附近……”可見,清朝不僅僅利用了邊墻這一建筑用以防御,還參照明代設立了墩兵,以起警戒作用。

總之,一方面我們應當肯定清朝在邊疆統一上取得的巨大成績,同時也要看到,清朝的統一戰爭其实不是一帆風順的,一旦面臨藩部地區的威脅,清朝便不克不及不學習明朝君臣維修邊墻以作防御,而清朝皇帝對于自己修邊墻以保衛中原的行為始終是忌諱說出口的,更不肯意大肆宣揚。

參考文獻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1974年。

張永江:《清代藩部研究》,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1年。

魏源:《圣武記》,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

張勇:《張襄壯奏疏》,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

《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6年。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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