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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如何講述中國的天、地、人、物

原標題:《神州》:如何講述中國的天、地、人、物

【編者按】

中國文明不僅是語言、飲食、京劇,還有被文明塑造了一番的中國大地。每一個中國景觀的背后,都富含生命體驗與文化內涵,如何理解我們腳下的這片大地,如何講述中國的天、地、人、物?在中國景觀背后,既有中國人在空間中延展出的思維方式,又彰顯著我們特殊的內心世界。

《神州——歷史眼光下的中國地理》一書,正是為我們講述了中華文明中的“景觀”背后所蘊含的文化內涵和歷史變遷。近日,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唐曉峰教授與北京師范大學地理學部周尚意教授做客北大博雅講壇彼岸書店,一同為我們解讀這本書從人文地理學角度帶來的啟示。

以下內容摘編自現場對談,經出版方、唐曉峰和周尚意本人授權發布。

▲ [美]段義孚 著,趙世玲 譯《神州——歷史眼光下的中國地理》(北京大學出版社,2019年)

以“景觀”為線索,幫助我們理解中國景觀背后的文化內涵

周尚意:《神州》原書名是“China”,北京大學出版社王立剛先生將之翻譯為《神州》特別令我驚喜。這本書可以定義為寫法獨特的“中國地理”,英文副標題中包含“景觀”(landscape),“景觀”也是地理學最基本的術語,所以這是一本以景觀為核心的地理書。

作者段義孚先生是英美兩國科學院雙料院士,跨文化的理解,能夠幫助我們看到,對空間的何種理解才是我們人性當中最需要的,也是人類知識產生不斷積累之后,能夠沉淀下來的東西。

這本書原作中有黃土高原的黑白照片,這與我們平常想象的黃土高原的黃色色調和溝壑縱橫的樣貌纷歧樣。我將照片顏色處理為黃色,感覺更接近我的黃土高原意象。哪一幅照片最能體現黃土高原呢?我曾經去過位于黃土高原的延安,當時正值夏天,感覺黃土高原和我想象中的荒涼意象全然分歧。其實,任何人對中國地理,乃至世界地理的認知都只是一個片斷,因此不存在一個“最”能體現黃土高原特征的照片。

▲ 典型的黃土高原景觀

書中選用了大量的中國古代歷史資料,譯者趙世玲老師把所有文言的部分全翻譯過來,讀者乍讀時,會以為是段先生引用的為中文原文,實際上他引用的是英文。例如,書中引用白居易的《登觀音臺望城》,其英文引自一位英國作者翻譯的唐詩。段義孚先生想用這首詩,展現長安的景觀:“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遙認微微入朝火,一條星宿五門西。”其實,只有懂中文的人,才能把詩中的意境讀出來。《神州》翻譯成中文,利于中國人理解我們腳下的這片土地。我們為什么讀《神州》,為什么讀中國地理?第一,理解自己;第二,理解他者;第三,理解自然。

▲ 唐代宮城的復原圖

唐曉峰:“景觀”是《神州》這本書主旨性的內容或者核心性內容,《神州》實際上是一套講述世界上各國(或地區)景觀的叢書中的一本,主編邀請分歧國家的人來寫分歧地方的景觀,請段義孚先生寫中國的。中國的景觀和其他地方的景觀當然纷歧樣,因為中國社會歷史文明的特點,中國被塑造成了和其他文明纷歧樣的世界,形成了纷歧樣的景觀。好比中國的院子,考古學家從周代遺址中就發現了非常明顯的院落遺址。把遺址圖拿過來一看,和我們今天看到的院子非常像。怎么西周那么早的時候這種院子就成形了,還有門前的影壁?段義孚說,中國是房子中間圍出一個院子,而西方是院子中間圍了一個房子。他的腦海里經常閃現出分歧文明景觀對照的畫面。

我們看這本書,知道中國景觀是什么樣子,還應該追問為什么出現這樣的景觀?段義孚有一個感慨,中國的很多景觀特點,到了20世紀還保存著,中國就是這樣一個非常穩定的、有著非常深久傳統的文明。  

西方地理學學術發展到六七十年代,景觀概念流行,這種敘述方法在過去地理學的著作中是不常見的。這本書略一看,像一本歷史書,從新石器時代講起,一直講到今天。但實際上,這本書是景觀的歷史,幾千年的景觀演變史。景觀的歷史是只有地理學家才會選擇的角度。

對有些地理景觀,我們可能已經習以為常,但段義孚先生用他獨特的眼光會發現一些特殊問題。好比,他看中國古代山水畫,山上的樹木不是那么茂密,不是一片森林把山體遮住,而是巖石裸露得非常清楚,上面點綴幾棵突顯而別致的樹。段義孚先生于是追問中國山上的樹哪里去了?我們看看八達嶺地區的長城,如果拿出1920年代的照片,可以看到清晰的長城,那是在光禿禿的山上延伸著的長城,而今天的長城漸漸藏在樹里了。在中國歷史上,景觀方面發生過什么變化?這些變化有什么意義?這本書是景觀方面的專著,但段義孚先生建立的學術體系不是依賴行政區劃,而是直接依賴大地,以大地的自然地理區劃為基礎。

▲ 長城老照片(攝于20世紀初)

▲ 長城現狀照片

中國景觀有什么樣的歷史地理內涵?中國文明不但是語言、京劇、飲食,還有被文明充分雕塑了一番的中國大地。好比剛才周老師提到的那首詩,唐長安城的街區就像棋局、菜地一樣,這樣的形態在西方古代大城市里很少見。在西方古代大城市里,方方正正的城市幾乎沒有,所以外國人看到中國的城市如此整齊沒有不吃驚的。這是中華文明的歷史地理給我們留下的具有特色的東西。

還有詩歌散文對大地景觀的描述。古代詩歌散文的景觀描述是一份珍貴的地理文化遺產,我們由此能夠體會到非常優美或震撼的意境。但這類詩歌散文是很難翻譯成外文的,翻譯成外文,意境都沒了,好比“飛流直下三千尺”,譯成英文就沒有了神韻。

所以,我們欣賞風景的時候,有一整個文化系統的配合與支持,而這種欣賞只有我們懂,有大量的文學作品支持我們欣賞中國的風景,只有中國人有這樣的福氣。

段義孚的人文地理學,一切從“仁”開始

周尚意: 2017年4月我去美國看他,他在聊天最后寫了一個漢字,說這個字在中國文化里很重要,這個字就是“仁”。它體現了人性的二重性,或者說復雜性、辯證性。人文主義地理學就是從這個“仁”字開始。

回到《神州》的核心詞“景觀”。景觀是地表上具有空間固定性的東西。景觀除了它的外形特點以外,最主要的是其表達的意義。華夏的先民也沒有在華北地區找一個最俊秀的山峰作為北岳。華夏文化中五行的哲學思想,決定了五岳的位置。至于是否是形態最雄偉的山峰,中國文化其实不太在意。

這本書強調的是景觀背后的意義,也就是中華文化在景觀上的意義展現。有了這樣的理解之后,我們就可以認識世界,并指導實踐。若我們理解中國文化中哪些是好的,就知道皇家園林是否需要保存,我們未來建的房子需要設計為什么樣子。例如這茶馆中的窗欞為何設計成這個形式。當然實踐還包含精神層面的。

中國景觀中除了對方位有意義界定之外,對數字也有定義。前面提到白居易的詩,其中“五門”“十二街”都是虛數。中國文化當中許多數字都被賦予了意義,并體現在景觀上。好比天安門前的金水橋是五座,天安門城樓面闊九間,進深五間,這都有意義。中國城市中軸線也被賦予了意義,西方城市也有中軸線,但是有明確意義不多。好比巴黎的那條中軸線,沒有一以貫之的意義。中國城市還講究與山水的整合,我們看到北京城雖然是在平原之上的,但是水系對城市格局依然有重大影響。南京城的格局更是體現了這點。這張圖南京的古代地圖,名為《京城山川圖》,展現了山川形勢和城市的格局,因此,常有人用“虎踞龍盤”形容南京的山水氣勢。

▲ 《京城山川圖》

段先生在書中五次提到了《周禮》。《周禮·考工記》規定都城的文字是:“匠人營國,方九里,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途九軌、左祖右社,前朝后市。”我們今天熟悉的北京城核心部分,就是依照《周禮》這樣的規制建造的,我們可以看到三千多年前的理念,在這塊土地上被實踐出來,而且保存至今。

更值得夸耀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天安門廣場建筑群的建設還把這樣的格局保存和創新。政治中心從紫禁城移到了天安門廣場,對應左祖右社的格局,是國家博物館和人民大會堂。再看這個城市的山水格局,原來城市的六海水脈,一直延伸到北邊奧林匹克森林公園的龍符號的水體;那里的仰山與故宮北面的景山,組合在一起,寓意敬仰天地,這些都是中國文化符號的繼承和發展。

2015年來,他寫《回家記》(2017年出版),更多地從他的主體性,意向地看到的中國景觀、中國地理。他還強調感悟性。感悟性就是人們在不斷審視世界的過程中,用身心的思考和理解。將《回家記》與《神州》做比較,可以看到他感悟后的差別:他說十歲離開中國,寫《神州》基本上是基于文獻寫就的,可是當他75歲回到中國,回去寫《回家記》,那些文字多是基于他對自身經歷的感悟。

Q:段義孚先生十歲離開中國,這使他由一種置身事外看中國地理的視角,如果一直在中國生活,身在其中就不克不及發現很獨特的東西?

周尚意:人都是從兩個途徑了解世界的,一是直接經驗,二是間接經驗。今天媒體的發達和教育的發達,使得地理邊界對我們間接認識世界的影響并沒有那么重要。但是有了媒體和教育,我們對世界的了解也一定是片面的。

段義孚先生對中國的具身性了解是欠缺的。當然,我們生活在中國,對中國的具身性了解也可能是不全面的。既然都是片面的,很難說站在外面看中國和站在中國看中國,哪個更能洞悉中國。轉到《神州》,我在讀這本書的心態是,不去挑這本書里有多少歷史錯誤,那么就失去了讀此書的意義。當然回答這位朋友的問題,我也不會在意從書中發掘從西方看中國的視角,那么也失去了讀此書的意義。段義孚先生更在意的是他展現自己理解到的中國地理景觀的意義。他更在意通過與外界互動,做人性的感悟——我怎么能夠讓自己成為“人”,在對自己,對自然,對他人三方面獲得成人的真諦。

段義孚先生是否從中西對比當中獲得一些靈感?這個肯定是。他提到了兩個特別重要的概念,其一是“懸擱”。在跨文化理解時,人們需要把自己原來的那些成見、“基底”懸隔起來,譬如我自己已經有一個認識世界的框架,我用我的認識框架理解他者,可能就看不到別人的思維邏輯和有價值的東西。每個人把自己徹底“懸擱”起來是很難的,傾聽他者是特別重要的。

除了懸擱,他還提到一個詞叫“相遇”。相遇包含人與人,想法與想法,人與自然,甚至今天的我與昨天的我。這些相遇會促進我們的思考。

2018年底,我帶北京四中的學生去什剎海做社會實踐,活動是讓學生聽什剎海的各種聲音,然后說聲音的意義,這對應地景(landscape),稱為聲景(soundscape)。學生們寫出在聲音意義比較淺,例如,他們聽到了在湖面砸冰的聲音,那是人們準備冬泳前的準備。從這個聲音延展出來什么意義?沒有寫出來。人為什么在這個地方冒著風險冬泳?這些思考都沒有。

▲ 北京的什剎海

在這些孩子開展活動之前,我給他們講了一個什剎海景觀的意義。這個景觀是“銀錠觀山”,其意義是,置身紅塵,但是內心向往著自然。這個景觀通過構建一個視覺廊道,讓人們真的能在城里看到西山,從而將自然與文化連接在一起。站在這個景觀地點,人們感悟人生要追求什么。什剎海更好的景觀意義不是通過“觀看”體會到的,而是通過空間想象生成的。明代官員多來自南方,他們站在什剎海湖畔,放眼荷塘,浮現的意象是南方的家鄉,因此什剎海旁邊原來有一個碼頭,名為憶江南。站在一個地方我們可以將山海盡收心底,這就是中國文化中的一種景觀意義體驗。

▲ 身在塵世,心在自然。頤和園的營造采取了借景的手法,可以在皇家苑囿中遠眺玉泉山

我們如何用自己的方式講述中國的天、地、人、物

周尚意:“景觀”如同三明治,有一個多層疊加的意義結構。如果讓我寫中國地理,我會采纳“一縱一橫”的框架。“縱”是透過景觀看到四層——自然層、生計層、制度層、意識形態層。舉個例子,中國的北方許多鄉村修渠修溝,溝渠就是北方鄉村普遍存在的景觀。中國在季風區(自然層),農業多受旱澇災害,靠渠供水,靠溝排洪是有效途徑(生計),組織社會力量建水利(制度層)才能建設一個公共使用的設施。再進一步看,制度層還與意識形態相關,好比在趙州橋所在地河北趙縣,那里有個敬龍神的龍牌會,龍牌會就與當地水利組織是一體的。如果我們不把四層內容整合起來,地理就太簡單了。中國地理一定是四層結合在一起構成的中國區域特點。

段義孚先生在《神州》中還提到,中國人特別喜歡在路邊種樹,實際上這種活動與產權制度有關系。此外,還和審美、精神活動有關系。這讓我聯想到,中國有一個南方村落,村口小橋安设兩個蟾蜍形的頂橋石,意為驅蚊,在庭院種一棵桂花樹,一株玉蘭樹,意為“金玉滿堂”。而中國人不會把梅花種在墓園。

“一橫”的視角,實際上是區域尺度關系。例如一些城市的發展,不僅是受自然地理條件限制,主要還是與腹地空間聯系有關。《神州》的描寫也體現了這種空間關聯。英國有一個經濟地理學家,叫梅西(Doreen Massey),她說每個地方的意義實際上是在區域網絡中定義的,如果不克不及理解全網絡,就不克不及理解這個地點的意義。有意思的是,每個人有各自的思維坐標原點。美國人從他們的坐標原點開始理解世界,中國人從中國人的坐標原點理解世界。我一直在北京,不成避免地從北京這個坐標原點了解世界。

唐曉峰:我們怎么寫中國地理中的天、地、人、物?這是人們永遠在想和做的事情。每一代中國人都要對天、地、人、物做解釋。這件事情非常復雜,在歷史中是存在變化的。

前幾年,我們有個非常流行的詞叫“天人合一”,這似乎是中國人在想天地大問題的時候非常獨特的說法,是中國很珍貴的精神文化遺產。實際上,這也是有歷史過程的。天地合在什么東西上?今天我們直接把天人合一變成對大自然的理解,建立和諧的天人、天地關系,這種關系具有科學生態意義。古人未必想到這個東西,因為在分歧時代合在分歧的東西上。在最古老的時期,人們信仰神的時候,天地是合在對神的信仰上;然后從神的信仰脫出來,走上了對道德的崇拜,于是天地改合在道德上;今天是合在科學上。所以回答這個問題,要看哪個時代,分歧時代的人,理解纷歧樣。

還有很多更抽象、更形而上的東西。如果你打開中國古代地理書,看到最先談的是什么?是分野,講天上的星座如何對應地上的區域。這套東西現在講得很少。在古代思想中,天上的星宿發生變化,會對地理有影響。古人對大地的理解中,仰仗很多天文知識。這個也可以說是天人合一。 

古代流行分野思想,每個區域都對應天上的特定星座。你們的家鄉屬于哪個星座,翻開縣志一看,總是先寫這個。不過,這個分野體系只對應華夏世界,不管周圍的蠻夷世界。這是中國古人最重要的地理觀念之一,就是華、夷兩個世界。華夏士大夫對周圍的蠻夷世界不關心,他們只關心自己的地方,反復在里面做地理文章:分出“九州”;然后又挑出五個最重要的山頭,稱作“五岳”;又挑出四條最重要的河流,“江、河、淮、濟”,叫“四瀆”。“五岳四瀆”不是隨便說的,都有牌位擺在皇帝祭祀的地壇里。

▲ 西岳華山

古人對華夏世界的天地、江山、江河有很多建設,形成很多概念,老外可能很難理解這個套路。舉個例子,“江山”、“山水”、“江湖”,說來說去就是山水兩樣東西,但組成分歧的詞,表達分歧的意境。皇帝坐什么,皇帝一定坐“江山”,我們不會說皇帝坐“江湖”,“江湖”是什么?“江湖”是大俠的世界。我們都說“山水”畫,不會說“江山”畫或“江湖”畫。

周老師提到銀錠觀山,銀錠橋附近是古代北京城里有名的市場,人們某一瞬間站到這個地方,往西山望去,心情為之一變,出現的是詩和遠方。實際上旁邊就是鬧市,但是中國人可以忽然轉化心境。全世界給風景立碑的主要是中國人,我們在每個風景區都能看到古人的題刻,在一個風景區看到題刻,覺得這個風景區成熟了,如果沒有這樣的題刻,我們會懷疑它是不是“野”地方。

我們的文化向自然的滲透非常深。即使是非常荒野的地方,也被道教改造了,道教把人跡罕至,特別野的地方稱為仙境。中國大地就這樣被改造了一番,改造成了中國人可以理解,中國人可以欣賞的寰宇世界。我們有一系列的表達方式,詩歌、繪畫、散文把我們山川文化表達得淋漓盡致。認識中華文明,這些是絕對重要的,忽略了這些東西,華夏文化就少了重要的一部分。中國的歷史不但是對城市和生活方式做了加工,還對我們的環境、景觀都做了非常深入的加工。

▲ 武當山南巖寺,道教將自然山川轉化羽化境

段義孚先生就是嘗試著講述中國文明對景觀的建設歷史過程,所以讀這本書,也是重新溫習我們祖先在這個大地上,從文化角度上做了一些什么建設。

我們這個大地是一個古老的,被文明充分澆灌的土地,我們每個人的內心,都在這個文化當中受到非常深刻的熏陶。如果問,兩三千年前有什么東西今天還活著,就是思想。幾千年的文化凝聚在內心,只要你在中國長大,就必定有這樣的內心世界。這樣的內心世界又不是孤立的,它和中國的山川大地密切結合在一起,身為中國人你就有這套東西。

所以我們說人文地理學和人有特別密切的關聯性,地理學是讓人認識自己的非常重要的途徑。它是中國人在空間中延展出的思維方式,反過來,形成我們中國人特殊的內心世界。

(編 / 俎燚楠 審 / 任慧)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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